高宏，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贵州人。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高宏充满传奇的商路上留下一路光环：以公务员的身份投身商海；作为北漂族在北京几经挫折，终于积累起第一桶金；南下广州以百万资金起家打造出音响连锁经营神话，并以家电行业10大风云人物的耀眼光芒成为《商界》杂志的封面人物；在人生路上得意时涉足房地产业，凭借敏锐的预判成功避开“金融危机”…
而作为一个公益人，高宏却以一个贵州人的身份诠释着游子对家乡的爱：首提“贵州小老虎”的新黔商精神；默默地投资建设家乡学校，组织广东省的黔籍企业家为返乡民工做创业辅导…… 近日，从遵义到黔东南，再从黔东南到黔南，在高宏紧张的组织和开展“广东省贵州商会返乡农民工创业辅导团巡回报告会”活动的间隙，记者专访了高宏。
创业：“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记者：高总，您好，作为黔籍成功的企业家之一，能否告诉我们，当初你为什么放弃公务员身份下海呢？
高宏：从小，我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我一直认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人只有到更广阔的环境中，和自己喜欢的行业中，才能更接近理想。另外一个背景，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政机关一批人下海办公司，当时下海成了一种潮流，受此影响，我成了下海大军的一员。
记者：在你经商的路上，曾实现几次漂亮转身，现在看来，每次转身都让你完成了质的飞跃，你当初是怎么走过的？
高宏：第一次转身，应该是1993年从放弃公务员投身商海。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公务员，当时在省交警总队上班，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能施展我的抱负。我的父母是解放后随着三线企业进入贵州的，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一种拼搏、上进的精神。我觉得，人只有经过不断的打拼和磨练，才能真正转化为人生的财富。确实，辞去公务员在别人看来需要勇气，但是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我想真正的走出自己的道路。
辞职后的第一站，我选在了北京，做的是工业机械配件生意。当初想着那里毕竟是首都，机会多。北漂并不得志，几年打拼下来我还是在那里赚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次转身，是从北京南下广东。那时的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观念发动机和经济引擎，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商业舞台，环境更好，机会更大。
在广州，我和几个大学同学，投资音响行业。我们在思路和理念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在中国家电业中，首家引入麦当劳食品连锁经营模式，很快，我们的CAV丽声音响连锁店就达到2000家，年销售最高纪录为5-6个亿，创造了家电业神话。
但是，随着国美和苏宁的兴起，丽声音响连锁店经营优势不再，我们想着进行其他的突破，几个人在商业理念上出现不统一，我退出音响行业。
第三次转身，是从广东到了深圳，从音响业介入房地产行业。这是我商业道路上又一次明智的转折。我投入数千万资金，和同学贵州鸿基地产的袁智伟联手创建了南方鸿基地产。我的运气非常好，当时正是房地产行业触底之后即将复苏前夕。
在这次转身过程中，我的人生完成了5个质的飞跃。一是从家电业走向房地产业，让我真正走入发展的快车道；二是从广州到达深圳的飞跃，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商业环境更成熟；三是从执行董事到董事长的飞跃，作为决策者，我更能展现自己的管理才华，实践自己的商业理念；四是从商人到企业家的飞跃，财富的增长也让我更加明白了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五是决策更加果断，在去年，我在仔细研究了商业走势以及咨询相关专家后，果断把手上的一个项目出手，成功避开金融危机的冲击，让我至少赚了2亿元。
商帮：黔商要有“贵州小老虎”精神
记者：去年年底在贵阳主办的首届黔商论坛上，你首先提出贵州商人要有“小老虎”精神，这被认可为黔商精神，请问你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高宏：一直以来，贵州被几个文化魔咒笼罩着，如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等。
与此对应的是，贵州商业文化也有一个魔咒，那就是，对于《乔家大院》反映的那种外省商业文化，贵州缺少积淀。如今走出去的贵州商人，都没有形成特定的地域文化和自信。
然而，我们真正去看这些文化魔咒时，却发现那是对贵州和贵州人的误解，比如“黔驴技穷”一词，我们翻开《黔之驴》仔细阅读时，才发现，“黔无驴”，驴都是外来的，而其中的小老虎才是贵州本土固有的凶猛动物，贵州小老虎吃掉了外来的驴子。
贵州商人也一样，不应该是被吃的驴，而应该都是小老虎，都有贵州小老虎的精神，一种无畏的精神。
在广东，我只是贵州小老虎中的一员，更出色的小老虎还有好多。贵州虽然落后，但涌现出不少国际或国内的行业大佬。华为任正非是令贵州商人“唯马首是瞻”的领袖，此外，还有印刷大王劲嘉集团的乔鲁豫、地产大鳄南方鸿基的袁智伟、金融大腕鹏华基金总裁孙煜扬等。
下一步会有更多少壮企业家要脱颖而出。
记者：除“贵州小老虎”的无畏精神外，你对黔商还有一个更大的理想，就是真正的打造贵州商帮，行走贵州独特的商业文化，请问怎样理解贵州商帮和实践贵州商帮？
高宏：历史上有山西、陕西、江西、福建等商帮，而没有贵州商帮。这并不是说贵州没有经商的奇才，没有敢吃“驴”的小老虎，而是贵州商人缺少一种团结，缺少一种地域文化意识。
当前，贵州商人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崛起。比如在广东的贵州商人，年生产总值规模高达2000多亿元，这是贵州省内全年GDP总量的一半多，也就是说，在广东，还储存着大半个贵州经济。由此可见，贵州商人的能量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我就怀着这样一个梦想，通过大家的努力，打造一个强大的商帮，让我们充满贵州精神，深深地烙上贵州特色文化的烙印，为了这个梦想，我们在广东的商人进行了具体实验。
早在三年前11月一个夜晚，我们来自贵州在广东打拼的商人，在深圳华发北路旁的一个贵州风味酒家宴会中，首次喊出了“发挥黔虎精神，开我黔商先河”的口号，我作为发起人，在筹备商会的条幅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们要共同酝酿发起成立贵州商会。
经过多方努力，在2008年，我们终于成立广东省贵州商会。成立商会的目的，就是要让在广东打拼的贵州人有一个家，大家一起交流职业理想，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形成自己的商帮，打造新黔商文化。
记者：请问高总，怎样理解“新黔商”这一提法？
高宏：我觉得黔商应该是一个广义上的说法，而不是指贵州土生土长的几个商人，我们把这种广义的黔商称为新黔商。
如果把深圳看成一个移民城市，那么贵州就是一个移民大省，从三线建设以来，不断有新的力量注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理解新黔商时，应该包括这样的人群：贵州土生土长的黔商，三线时期支援贵州建设的移民的后代的黔商，目前在外经商的贵州人，外省到贵州做生意的贵州人，也包括对贵州经济发展具有特殊贡献的人，如策划大师王志纲，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
公益：反哺家乡从精神力量开始
记者：这些年，您在做企业的同时，也在不断以乡情为纽带做公益活动，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做？
高宏：一是故乡情节，虽然是外边的环境成就了我的商业理想，但是我不能忘记让我长大成人的家乡。另外，我今天的成功，也靠的是老乡的力量。
在我商海生涯中，大学同窗鸿基的袁智伟及时搭桥，我们共同创办南方鸿基，这让我的事业快速腾飞。我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在东莞常平镇，2006年到深圳宝安西乡发展。后来，在一个高尔夫项目运作上，在决策上得到龙永图、王志纲的帮助，这让我至少减少几个亿的损失。这些让我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时刻想着要反哺家乡。
所以，在去年家乡遭遇冰雪灾害的时候，我组织一批在广东的贵州企业家回老家支持灾后重建。我投资建了一些公益学校，将来争取在各个地州市都建这种公益学校。最近，又组织广东贵州商会企业家，为返乡农民工做创业辅导。
记者：这次组织广东省贵州商会的企业家到贵州做农民工创业辅导培训，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农民工”、“创业”、“辅导”，怎么理解？
高宏：对于农民工，我有一种天然的好感。我父亲是农民出身，从小我就知道农民的苦。我有一个堂弟，也是农民，我积累了一些财富后，想把他叫来城市发展，但是由于文化等差异，他很难融入城市，其中三次返乡，最后经过磨合后，在我的帮助下，在北京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在广东，贵州就有200多万民工在那里找梦，少部分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其中还有些发展到了上亿身家。但是更多的由于缺少文化，生活很艰难。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有的甚至找不到工作返乡回家。
对于创业，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在那些返乡的农民工中，在外打工多年，已经学到了一些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刚好可以在家乡从事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给他们辅导，我们主要是让和他们一样从打工走过来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和他们分享成功的经验，给一些有创业激情和创业技能的人的帮助，予在技术、市场信心和资金上。
记者：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您之前捐款建学校，还是现在组织企业家给民工做辅导，都是想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您是怎么想的。
高宏：这是授人予鱼和授人予渔的问题。给他们鱼吃，吃一顿，以后呢？必须要想办法教他们怎么打鱼，才能最终解决问题。我觉得，当前民工的普遍问题，一是文化程度不高。二是缺少技能。三是缺乏信心。所以，在文化无法短时间内改变的情况下，得先提升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获得上进的力量和信心，再在这个基础上，帮助他们提升技能，但是你又不能全部去帮，只能去帮部分有创业愿望和创业技能的人，让他们创业后，带动和解决更多人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