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贵州民间文化网上博物馆开通，民族文化遗产在网络时空里安了一个“家”，在构建的文化空间里，民族文化遗产被整理、表述和收藏，这算是最近我省关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件大事”。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当一种文化遗产一旦进入博物馆，实际上就在宣告它的末日即将到来。

　　“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受到挑战。文化因人的生活而存在，是活态的，因此，不仅保护物质载体，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民族生活习俗和文明进步的轨迹。只有换取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确保当地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主体地位，捍卫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价值，才能科学地认识和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我省一位文化保护专家说。

　　守护好我们的文化空间—民族村寨
　　贵州民族文化在村寨的视野里，还有许多未知的文化之美值得探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贵州居民留下了众多丰富多彩、独具民族特色的村落文化景观，可以数上名来的寨子成千上万，具有600年以上历史的文化村落景观就达1800个。生活在这些村寨的民族，创造了斑斓多姿、窘态各异的文化。苗族穿在身上的衣服是一本民族迁徙的史书，据说甚至看得见哪一条是他们曾经渡过的黄河、长江。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蝴蝶妈妈，与枫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文化内涵在村民每天的生活里，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场景之中。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却遭遇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正如为文化遗产保护鼓与呼的中国民间文艺协会主席冯骥才所言：事情总是有不可抗拒和不幸的一面，便是历史文明在当代的瓦解超乎我们的想象。当代人被消费主义刺激得物欲如狂，很少有人旁顾可有可无的精神。失去了现实的实用意义的民间文化自然被摒弃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国内村落文化景观开发利用面临挑战，不是盲目模仿十年前的丽江发展模式，就是处于一种单向的趋同旅游工业发展模式。保护和发展，成为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一个世界性难题。

　　黔东南自治州首批公布的100多个民族文化保护村寨，有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申请预备名单的《黔东南苗族村寨》重点村寨的雷山郎德、西江，台不九摆，剑河九吉、温泉，从江岜沙等，又同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黔东南侗族村寨》中的重点村寨的黎平纪堂、地扪，榕江宰荡，从江增冲、银潭、占里等。黔东南民族文化村寨既是苗侗民族古老神秘的家园，亦是黔东南古朴多姿的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民族文化村寨，在建筑环境、村镇布局、房屋造型、建筑用材、营造技艺、建筑功能以及建筑习俗、文化传承等方方面面，对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认识等方面，显示出各民族传统的生态智慧。有学者指出：“黔东南民族文化村寨，展现和延续着几千年的古来文明，它既是苗侗民族的精神家园，又是他们的生态家园，是当代人感受淳朴文化，憩息疲惫心灵的最后净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源泉。”

　　当然，还是前面提到的，不仅仅是申报进入文化遗产名录，文化遗产就自动被纳入有效的保护体系，重要的是出土文化遗产空间的人群在做什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不是充分考虑文化遗产保护自爱他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功能和地位？

　　有一次，记者在凯里市三棵树镇排乐村季刀苗寨与一个包村干部聊天，她眼里的季刀正在旅游发展引导的现代性上左右摇摆。她记得第一次去季刀，独自一人，村民不问她是谁，就请喝酒吃饭。她喜欢季刀人的热情，苗家人的乡土、朴实，来到这里的内在感受，让她眷念季刀的岁月。那时季刀人似乎没变，还像上一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一样，感情要丰富些。季刀由此成为她怀念人与人之间充满感情的无利益相处的怀旧的场所，成为一个她寻找感情寄托的地方。

　　在聊天的时候，一个导游带来两个德国人，在季刀寨里转一圈下来，看见导游不停追问有没有穿盛装的姑娘与客人合影。由于大多数姑娘在外打工，加之正是农忙时间，大家都在坡上干活。这时忙碌着挑粪的吴琴很积极地回应：“我可以穿。”导游忙叮嘱：“你快穿，我给你10元。”吴琴仓皇地进家穿苗族盛装。苗族盛装的穿法很复杂，一般是两个苗族姑娘帮助一个姑娘穿，最快也需要半个小时。因为害怕客人等久了，记者在旁手忙脚乱地着。吴琴不停地说：“时间太短，我都没好好打扮，是不是太丑了。”乡土人是很重视照相的，每一次，必定穿着盛装，很庄重地看着镜头，留下最美的样子。导游塞给吴琴10元，吴琴推却着：“不要钱的，姐姐。”“收下吧，这是劳动所得，而且客人很喜欢。”吴琴最终扭捏着接过那10元钱，脸上泛出不好意思。

　　吴琴有追求美好生活的诉求，有发展的渴望，她的方法是在乡村旅游中改变自己的文化角色，简单迎合外界的需求，获取一些现实的好处。然而，她正在丢失自己本真的生活形态。她完全可以在外界的发展模式引导下实现自己文化在旅游中的核心地位，主导争取向外界表述、展示自己的文化精神，而不是简单的及时性表演和服从。

　　显然，保护了一个古老的寨子，不是让住在里面的人像历史一样凝固，重要的是，住在房子里的人，在想什么。很多人想文化遗产保护带动旅游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形成一种定势一种惯性的思维。让像吴琴一样具有面对未来和现代化的能力，围绕旅游开展的文化行为替代日常文化生活角色，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传承。

　　传统技艺让45岁的苗族银匠杨光宾体验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赋予，但随之来的是深沉的担忧。尽管杨光宾知道2006年苗族银饰锻造技艺已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目前，他也被评选为苗族银饰锻造工艺国家级传承人代表。但这仍不能阻止古老技艺濒临消失的困境，他仍担心旅游品风行会让苗族真正的技艺走向消失。“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传承基地，没有资金。传承需要资金，靠本身的力量只能影响身边的少数人来学这门手艺，而不是更多的人。”我们需要政府支持，特别是解决生活问题，才能保证教学生，才能保障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活动空间被打压，农业文明的建立起来的制度被迅速地击溃，传统的道德模式行为在快速地消失。旧的文化传承机制被打破了，而新的没有建立起来。重要的是维护村寨的传统人伦，要有步骤地进行综合研究，有步骤地推进乡土文化重建。”省文物局局长王红光说。

　　现代生活让乡村逐渐封闭，邻居不了解邻居，自来水入户，水井作为公共交流的生活空间不再发生作用。“这里有多少乡村的喜怒哀乐呀。”省文物局已在雷山县控拜村建立文化活动中心、老干活动中心、银饰传承展示场所。在他们看来，有了文化活动场所，控拜村民就有了文化交流和传承的空间，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控拜村正力求让传统技艺回归它本来的土壤并找到发展的可能。需要考虑怎么让她在自己的土壤上有机地变迁，在自身的文化自信下去进行吸纳，让控拜人在日常生活细流中感受到精神的力量。

　　保护好人类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
　　打开国家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赫然列在其间的贵州的保护项目有苗族古歌、刻道、布依族民歌、瑶族猴鼓舞、黔剧、彝族漆器髹饰技艺、安顺地戏、布依族八音坐唱、水族马尾绣、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苗族鼓藏节等共计62项101种，涉及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10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9类。其中苗族24项，名列前茅；布依族9项，位列其次；侗族7项，居第三，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到9成以上。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遗产，靠人身口相传，所以，国家在公布遗产名录的同时，也公布了一批代表性传承人，目前贵州有20项37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人年龄34～81岁，集中在40～70岁之间。据相关资料，到目前为止，贵州已公布两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量达297项，93人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这份琳琅满目的名录充分展示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丰富，在多元富丽的民族画卷里，描绘一个多彩多姿的贵州，同时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城市文明下，人们对多元文化的回归、渴望和认同。

　　现实中中国的申遗不只是一些政府和少数干部追求政绩的表现。丰厚的经济回报，也使人们趋之若鹜——只要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从而赢得巨额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

　　有专家指出，一个项目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就会成为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突破口。当文化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时，便很可能出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逻辑，直接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在无节制的利欲面前，即便博大精深，也不能避免其衰落的命运。

　　“将各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各种级别的遗产名录，不失是一种保护的方式，但是，仅靠此来救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一则方式也太过单一，力度也显得太过单薄；二则列入遗产名录后，各种新的问题也将随之而生。”专家们颇有忧虑。这种保护当然不是给一个名号，给一座奖杯，而应是确确实实地实现文化所有者多自己文化认识的提升和认同，从而实现实质性的保护和发展。

　　“从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现状来分析，几个问题尤为凸显。”专家指出。首先，遗产继承人在逐渐离开文化的生长地，离开孕育文化和生长文化的土地；年轻人离开村庄到城镇打工，离开耳濡目染的文化土壤，距离本文化越来越远，很难产生对自己文化深厚的认识和认同。包括一些被媒体关注或者政府推介为文化遗产人的传承人为了生计，不得不移居城镇，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城市谋生。“没有土地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当这文化的所有者离开他们的村庄离开他们的土地离开他们的寨子，他们正在离开他们的文化圈从而抛弃他们的文化。在其文化无所依托的城市，他们将走向何方？

　　其次，当文化所有者来到城镇面临生存的巨大压力，选择进入工厂打工或者做着以自己的文化毫不相干的体力活，或者干脆把自己的文化绝对商业化，以迎合城市泛娱乐时代人们对各种文化产品的需求。“商业化带来的后果是力图满足市场的需求，什么好卖就生产什么，需求就是市场，相对弱势不被大众所认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只能盲目遵从和迎合，变得没有选择。”因为需要生存，所以学会放弃，而对文化的放弃将可能是一种灾难。我们已经无奈地看到，村寨的年轻人正在放弃自己的文化，寻找与新文化的结合和认同。我们不可能把他们强拉着回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不仅是找到传承文化遗产的可能，更是需要对其文化进行及时的搜集和整理，把这些珍贵的遗产写进人类发展的历史书页，以便子孙后代可以通过阅读知晓。

　　保护不是强留住表面僵化的文化遗产，而是在保护的同时，由其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创新，使文化遗产适应每天变化的生活，在可控的文化空间里行走，在有意识的文化空间里固守文化精神内核，找到回归生活世界的出口。
 
 
 
作者： 本报记者 王小梅 　编辑： 李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