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这样的判断是有充分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数据支持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经济增长在内需的带动下逐步回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1%；其中，二季度增长7.9%，增幅比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分别提高1.1个和1.8个百分点。前7个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32.9%，其中民间投资增速达到3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其中6、7月增幅分别达到10.7%、10.8%。此外，6月份全国用电量扭转了连续8个月下降的局面，增幅达到4.3%，7月份进一步提高到5.7%。
随着经济逐步回升，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状况有所改善，包括PMI以及企业家信心指数在内的体现市场预期的指标也明显向好。这一切均表明，在国际环境严峻复杂、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我国通过实施应对危机的方针政策和一揽子计划，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了各方面信心，遏制住了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在全球经济中率先走出了低谷。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但面临的挑战和困难依然较多。25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里，将这些困难和挑战归纳为六个方面：外需严重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难度较大；推进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任务十分艰巨；就业压力仍然较大；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不强。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意味着当前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
记得年初学者们在预测全年经济走势的时候，曾分别描画出“U”形、“V”形、“W”形三种复苏曲线。实际上，相比前两种趋势而言，“W”形更令人担忧，因为一旦经济二次探底，其对人们信心的打击将十分巨大，这也使得经济恢复起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实现“保8”目标来看，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无疑来自外需的严重萎缩。从上半年经济情况看，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源于国内需求的加快增长。数据表明，在上半年经济增长7.1%中，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内的内需拉动10个百分点，而外需负拉动2.9个百分点。今年前7个月，我国出口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再次扩大2.3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降幅达到20.4%。尽管世界经济目前也出现了好转迹象，但我国全年的外贸形势仍将十分严峻。
即使从较为乐观的内需增长情况来看，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并不强。比如，近来不断有专家表示出担忧：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是否会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否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给未来经济带来隐患？必须承认，一直以来存在的市场准入障碍较多、融资困难、信息渠道不畅等因素，制约了民间投资作用的发挥，而民间投资的启动被认为是经济真正复苏的标志。此外，由于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加之消费政策不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滞后，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不强等原因，使得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受到诸多限制，因此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恐怕很难迅速见效。特别是当前就业压力较大，对于通过增加收入拉动消费增长十分不利。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预测，2009年全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人，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测算，全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总数仅约为1200万个，供求缺口与2008年相比将进一步加大，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城镇困难人员三个群体的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其中农民工就业人数增速和工资水平增幅均有明显下降，加上主要农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影响了农民收入较快增长。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国内需求自主增长的动力。
另外，从微观层面讲，我国农业稳定发展难度较大，实现全年粮食丰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而在工业领域，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目前依然面临困难。调查显示，在当前生产能力较大、对外依存度较高、外需难有明显恢复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跌，许多企业订单不足，销售收入下降。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14.3%，应收账款达到4.45万亿元，同比增长8%。
从上述几方面情况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期，企稳向好的趋势虽已确立，但“工作一旦松懈就有可能出现反复”。为此，中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的就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正是在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了综合判断后，巩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就成为下一阶段各项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从发改委主任张平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维稳的大目标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被重新排列了顺序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中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被提升到首要位置；而对于上半年作出巨大贡献的投资，除继续发挥对拉动经济和调整结构的重要作用外，更强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和内在活力；至于对外经济特别是外贸出口，则突出“稳定”两字：一是落实已确定的稳定外需的各项政策；二是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努力稳定利用外资规模。（记者 谢利）